魏志江：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

一、北宋的佛教文化外交政策

北宋完成五代十国的统一后，对佛教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北宋对东亚朝贡体系的构筑，佛教开始成为北宋对外战略的外交手段，成为构筑以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朝贡秩序的重要环节。北宋通过对印度、西域佛经的翻译、雕版印刷、赐予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以佛教经典《大藏经》等赐予入宋僧，由皇帝亲自接见入宋僧，向其赐予紫衣、大师号，并以皇帝旨意命各州府地方官沿途护送入宋僧巡礼五台山事宜等，表示对诸国入宋僧之厚遇。由于佛教作为东亚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北宋时的佛教文化也成为包括日本、高丽等周边有关国家在内共同的文化形态，所以，北宋朝廷一开始就通过《开宝藏》等佛经的雕版印刷和颁赐诸国，努力构建以佛教文化为纽带、以宋朝皇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北宋从宋太宗到宋神宗统治时期，先后多次接待来自日本、高丽、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入宋僧，并将入宋僧作为准朝贡使节加以接待，纳入宋朝的僧侣管理体制。

首先，北宋从太祖建国迄太宗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宋朝的统一开始，就积极派遣使节赴周边诸国宣示大宋的国威，并招揽周边国家派使节向宋朝朝贡，其中派遣僧侣外交成为宋朝建构天下朝贡体系的重要举措。宋太祖建隆四年（963）“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伽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然而，日本自遣唐使废止以后，虽然仍断续地向中国江南吴越国等政权派遣佛教僧侣求法和巡礼名山大川，但是，由于中国中原战乱，且大唐的文字、律令制度等已经被日本引进吸收，故日本平安朝廷不再以官方名义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北宋王朝为了维系与日本的朝贡关系，也积极招揽日本遣使宋朝，或通过往来日本与宋朝之间的商人，向日本颁赐国书，然多遭日本朝廷奉还或拒绝。在此背景下，北宋对于日本渡海来访的入宋僧遂展开积极的外交笼络政策，先后多次赐予《大藏经》和其他新译的佛经。如奝然入宋：“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大藏经》亦作《一切经》，为以经、律、论为主的大规模佛教经典集成。北宋以前《大藏经》均为抄本，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始派张从信到益州雕版刻印全部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亦称蜀版《大藏经》或开宝《大藏经》。奝然所求之《大藏经》，即开宝《大藏经》，此为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流入日本之始。奝然，日本平安中期三论宗僧，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率弟子入宋，两度受到宋太宗召见，并受赐“法济大师”号，后又蒙宋太宗敕准巡礼天台山、五台山等地。986年，奝然携新印《大藏经》5000余卷、释迦像及十六罗汉像归国，后任奈良东大寺别当。后来的日本入宋僧在北宋亦多求购佛教、儒学以及医药等典籍，关于宋日之书籍交流，王勇尝有专著加以论述，此不赘述。

其次，北宋对日本入宋僧的外交政策还体现在宋太宗、宋真宗和宋神宗三位皇帝先后接见以日本入宋僧奝然、寂照和成寻为代表的渡海僧侣使团。如“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日本高僧寂照入宋，《宋史》载：“其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通大师，赐紫方袍。”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国僧成寻“密航”入宋，亦受到宋神宗的召见，《宋史》载：“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是后连供方物，而来者皆僧也。”赐紫衣、大师号为宋朝廷管理僧侣的重要政策，亦为将佛教纳入宋朝世俗权力管理的重要环节。其渊源沿革据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记载：“先是，开宝至太平兴国四年以前，许四海僧入殿廷，乞比试三学，下开封府功德使差僧，证经律论议，十条全通赐紫衣，……自此，每遇皇帝诞节，亲王、宰辅、节度使至刺史，得上表荐所知。僧道紫衣、师号，为两街僧录、道录所见得入内。”

日僧诚寻，亦作成寻，日本平安后期天台宗高僧，宋熙宁五年，其与弟子赖缘、快宗、圣秀等八人“密航”渡宋，抵杭州，巡礼天台国清寺后应诏赴京，朝觐宋神宗。宋神宗赐其紫衣、锦帛，并敕准其入住京城开封太平兴国寺传法院，后又令地方官府保护其巡礼五台山。虽然没有日本朝廷的国书，但是，北宋朝廷一直将入宋僧作为日本朝贡使节加以接待。因此，当成寻弟子赖缘等五人于巡礼天台山和五台山后准备回国时，宋神宗将赠送日本国王的礼物托付给他们以转交，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延久五年二月一日，“申时，以入内内侍东头供奉官张士良为使臣，下赐被志献日本皇帝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明州言：‘得日本国太宰府牒称：附使人孙忠遣僧仲回等进绢二百匹、水银五千两。'”由此可见，日方以“太宰府”之名义返答宋朝国书，并回赠织绢、水银礼物。学者王丽萍认为成寻记载宋神宗御笔文书是可信的，并赞同木宫泰彦所云：“宋帝所赠的御笔文书，与其说是正式国书，毋宁说不过是赠送日本礼物时所附简单的清单而已。”在两国无正式官方外交的情况下，宋神宗御笔文书送达日本，无疑是宋朝利用入宋僧积极展开对日外交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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