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上新”500余件文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

时隔30多年，三星堆“上新”了！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发掘至器物层，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

“祭祀坑”的新发现，将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对更加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新发现有助于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雷雨介绍，此次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三号坑器物露头

五号坑象牙雕刻残片

那么，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30余年前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有哪些异同呢？

三星堆第一、二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说：“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型。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陈显丹表示，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型，既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的很重要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孙华说：“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2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

时隔30余年，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科技在考古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现。3月19日下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能看到，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说。

保护平台分析检测室

发掘舱

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介绍，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列流程，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冉宏林说。

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说：“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网址: http://www.zhwhlt.cn/zonghexinwen/2021/0321/5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