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社会学的事质研究对谢立中教授社会学理论

一 从话语到事质

《伦理文化——滕尼斯社会学思想的源起与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为方便起见，下文简称《伦理文化》）一书付梓之际，我即邀请业师谢立中教授撰写评论，有幸蒙先生应允。先生不仅专门撰写长文，倾情推介，除了详尽评析该书的脉络和内容，更是从阅读的心得体会出发，谈到了自己对“如何做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这一总体问题的思考。[1]就像他在文中指出的，该书虽然论述的是滕尼斯怎样以“共同体/社会”这对概念构建其社会学的思想体系，但实质关系到的乃是我们如何理解或解释一种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揭示它同我们的处境与需要之间的关联，最终服务于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事业。

先生这样发问、这样想事情，我想和他近年来倡导“多元话语分析”的初衷一定是分不开的，作为在社会学理论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先生一直致力于结合中西社会学传统，探索社会学理论中国化之路，“多元话语分析”正是他思考的结晶，[2]这一理论主张，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任何“实在”都是由特定话语建构起来的“话语性实在”，因此，我们的研究有待于从着眼于所谓社会实在本身，转换到社会实在的话语建构过程。[3]

在这简短的表述背后，我们能看到，“多元话语分析”实际上吸收了从古典的形式社会学直到晚近的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结构主义、沟通行动理论、社会建构论等一系列理论成果，对此，先生在他的多部著作里细致而深入地阐释了它们之间的关联，[4]但它的意义绝不止于单纯的理论综合，更重要的，我认为它想表明一种包容谦虚的学术立场和海纳百川的实践态度，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多元话语分析”呼吁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的理论自觉。在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或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热度日益攀升的今天，我想先生的提醒是极有价值的。

所谓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首先标识了我们对待诸思想文本的应有原则：“对地缘多元主义者来说，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只有一种话语体系可资利用；而对于话语多元主义者来说，在任一时间、空间范围内都有无限的话语体系可资利用。与地缘多元主义者相比，话语多元主义者显然拥有更为广博的话语资源和思想空间。”[5]

换言之，社会学的本土化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业，作茧自缚、自树敌人，或者拿一种单一、绝对的真理标准当无上至宝，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权力欲在作祟，化用尼采的话来说，求真意志往往是可疑的权力意志的产物。[6]相反，一开始的自我反思，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向世界诸文明和经验的田野敞开理解的视阈，才是本土化得以可能的前提。无论面对理论话语还是经验话语，道理都是一样的，当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集》里以“西方文明之子”的名义，检视世界主要的文明时，他并不是要张扬西方人的傲慢、用一套理性化的标尺下判断，而是要借比较来反省自我的界限，丰富西方人的生命意涵和文明视野。[7]同样，从个案出发的田野文本要求研究者的投入、共情，[8]要求他放在长久的历史和宽阔的世界里去领会，甚至可以说，话语解读的过程就是研究者自我教育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地通达社会全体。[9]

由此一来，话语的分析必然通向对于事质（Sachgehalt）的理解或诠释。对于事质的研究，就是面向具体事情（Sache）本身，就像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说到的，只有向着具体事情献身的人才有人格。当然，先生明确指出的，“多元话语分析”和传统的实在论截然相对，它反对话语或思想乃是对所谓客观现实的还原，毋宁说，“文本之外别无他物”。[10]更明白地说，话语表述的是行动者完全投入社会世界并同世界发生关联的意义全体。这一观念呼应了20世纪以来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整体变迁方向。正如齐美尔认为形式乃当下生命直观的片段、却凝结着当下生命和情境相互作用的无穷意蕴，就像海德格尔用此在的现象学改造传统的文本诠释学，或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要从话语揭开无意识的秘密，又譬如舒茨从行动者的内时间意识来为其意义行动奠基，我想“多元话语分析”强调我们的诠释对象从一开始就和情境共在，他的源初经验、生命的绽出以及行动的意义赋予，都是他因投入而来的话语的呈现。

从话语分析到事质的理解，又潜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韦伯所说的“价值关联”。这决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诠释活动，首先是体验或反思的活动，也就是说，体悟到我们同某一文本世界的活生生的联系，能否将这重联系讲出来，可能才算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依归。“多元话语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践原则和方法论，无疑致力于促动具体研究的展开。我想，先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定位《伦理文化》的价值的。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网址: http://www.zhwhlt.cn/qikandaodu/2021/0625/1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