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思与现代性梁漱溟与经典学家的道德对话

文明何谓？文明之为融合抑或对立、冲突？现代文明何涉？

文明与文化有着不可裂解的络连。一般而言，文明与蛮荒相对，指人类活动造就的一切物质和思维成果，涵括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社会构成、思想艺术、价值观念、道德体系等。而文化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专指与意识领域有关的文字、语言、艺术、宗教等活动；后者指涉一定地域中形成的，可以习得和传承，特定的生产、生活和思想传统，即区域性的文明成果。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四大古文明的诞生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文明的分立，又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两种意识形态分庭抗礼，再到以平等、理性、正义为目标的抗争诉求向以反思性再道德化为核心的生活政治的现代转型[1]，文明在不同时域和空域激烈地碰撞、融会、交流。近代中国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当代世界的局部动荡，均与不同文明的时空冲撞有关[2]。文化乃至文明的交流、接触乃全球化视野之现代化不可回避的进程。那么，是否就可断言，文明必定是冲突、对立而不可调和的？恐怕未必尽然。尤其是中西文明质性的现代反思，更须观照其各自内涵之禀性，而梁漱溟的社会思想恰为此给予一个可贵的视界。

梁漱溟（1893—1988 年）是我国20 世纪知名学者，有新儒学的代表、“中国最后一位儒者”之称。梁氏著述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是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界对梁氏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三个层面：一是对梁氏伦理思想、哲学体系的考辨；二是对梁氏乡村建设、社会运动思想的发掘；三是对梁氏一生际遇尤其是与毛泽东“廷争”，与蒋介石、张澜等人物关系的口述史研究等。然而长期以来，梁氏并没有被当成一位社会学家，上述哲学、伦理学、社会建设、观念史、人物史的考察，均未深涉其思想的社会学质性，尤为欠缺将之与国外经典学说的类比分析。其实，梁氏思想这一意味，其精义堪与有些经典学家相衍通，如韦伯、涂尔干和费孝通等。

一、创造与适应

现代文明的发生学解释向来有着不同的范型。技术论归因于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乃至社会关系的变革；权利论实质上是自我确证的预言，认为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社会契约的订立从而引发现代“理性”的确立；结构主义将其归结为分工所致社会结构的衍变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征象；而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内涵的异质性导致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现代性反应等。作为“文化范式”之先驱，韦伯指出加尔文教的“命定论”与路德宗的“天职观”赋予新教徒的世俗行为以永恒动力，与勤奋、节俭、逐利、精打细算等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强烈的亲和性，于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东方[3]138-141。韦伯的文化比较路径以及福山从信任角度的续延[4]，自从出现以来就饱受争议，而与韦伯著作几乎同时发表，同样着眼于文化批判的梁漱溟之观点也有着巨大反响。质疑声主要在于，文化如此纷繁复杂，何者能代表中国文化？何者能代表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否可以从中提炼出某种特质？

其实，梁漱溟、韦伯之中西文化质性的提炼极为相似。韦伯指出，清教与儒教有着对待现实世界的不同态度。清教徒对尘世有一种改造的志念，要将其“变成上帝的荣光”。也就是说，不管“被造物”是何等的堕落，他也要看到上帝荣光的彰显——途径是用“理性的动”降服罪孽，并尽可能消除苦难[5]292。而儒家则倾向于认为现世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人性本善，人和人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无原则的区别，应该都能遵循道德，而且有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俗世生活的应然态度即适应永恒的超神秩序——“道”，也就是适应宇宙和谐的共同要求。对于具体个人来说，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为各方面平衡的人，改造成大宇宙的缩影。儒教理想人——君子的优雅与尊严表现为履行传统的责任与义务。在任何状态下的仪态得体、彬彬有礼——不断的自我完善是儒教的核心之德。为实现这一目标，“清醒、理性的自制以及压抑任何通过激情来动摇平衡的做法”是必需的[5]280-281。因此韦伯指出，清教伦理是理性地征服世界、控制世界乃至改造世界，而儒教则是理性地适应世界[5]293。

虽然梁漱溟的观点不是基于宗教伦理而是基于人生三大路向①，但其质性辨义与韦伯甚为一致。他归理了西方文化的三个特征：在物质生活方面之征服自然的特点；科学方法之要求变更现状，对事物打碎来分析观察，以及其科学精神之要求破除种种陈旧观念，信仰的特点即向前求索的态度；西方民主精神对威权势力的抗争也体现着向前争取的诉求。因此，西方文化走的是向外奋争的路向[6]62，以佛教为代表的古印度文化走的是向后否决欲望的路向，而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走的是向内调适的路向[6]63。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网址: http://www.zhwhlt.cn/qikandaodu/2021/0617/1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