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文化的源流概念界定与主要特质

茶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不断滋养中国人的体魄和精神。盛传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将茶叶列为继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1］（P210），这一暂无法查证到原出处的说法，在国内受到广泛认同，客观说明人们对中华茶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高度认可。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其源头最终都可追溯至中华茶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复兴已呈现燎原之势，高校、政府、商业和社会团体，都在“茶文化热”的大潮中各有其话语指向。但何为茶文化，却众说纷纭，缺乏源流梳理、科学界定，大有无所不包之势，成为“无边之筐”①。因此，本文试图梳理茶文化的概念缘起与内涵，并分析中华茶文化的主要特质，以厘清其起源、廓清其边界、呈现其面貌。

一、概念源流与认同肇始

中国茶叶的起源，向来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之”［2］的说法。这一说法有不少的拥趸，一些产茶区把神农炎帝视为中国 “茶祖”，陆羽在《茶经》中也说茶作为饮料，是从神农开始的。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杭州）也曾发布消息，认为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所发现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古树根是茶树根，并宣布这是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但对于这两种观点，学术界向来有很大争议，前者更多被视为美好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有太多疑点。中国茶叶的开发利用历史，目前可追溯至西汉，应是可信的。这既有陕西西安汉阳陵出土的2100年前、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遗址1800年前的茶叶为实物证据［3］（P1-8），也有西汉王褒《僮约》“烹茶尽具”“武都买茶”的文献印证，从二重证据法的角度解读，可信度相对较高一些。

尽管中国人开发利用茶叶的时间存在争议，但茶文化的确立时期则相对统一，一般都认为是在唐代［4］（P32-47）。但当今“茶文化”这一耳熟能详的名词和概念，出现和被广泛接受却是在当代，确切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茶文化概念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件。但该概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同，已融入我们日常语言之中。在此之前，人们用“茶礼”“茶风”“茶俗”等相关词汇来表达与茶文化相关的观念。按照索绪尔的结构语言理论观之，“茶文化”这一能指性语言符号的所指对象和意义是唐代以来便长期存在的，中华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最早将“茶”与“文化”连在一起使用的应是日本学者，1937年诸冈存在东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 《茶とその文化》（茶与文化）。20世纪40年代，中国也有类似表述。1941年《贸易月刊》发表《茶与文化》一文，扼要分析了茶树的起源地问题，认为茶叶经汉人几千年的栽培改良而发展成世界性的饮料。作者的潜台词是，茶之所以成为文化，主要是因与人类社会的结合。1948年5月20日，《申报（上海版）》刊登《泡茶与文化》一文，篇首简要提到了不同时期茶文化的变迁。进入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了茶与文化的议题。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中心，日本成立“茶的文化”研究会，其活动成果之一是1981年日本学者守屋毅编的《茶之文化及其综合研究》（茶の文化とその総合的研究）。

中国茶文化的自觉始于台湾省，又迅速拓展到了大陆。1973年，刘汉介主编的科普性读物《中国茶艺》在台湾省晓群出版社出版。1977年，台北市仁爱路出现了第一家“茶艺馆”。“茶艺”一词，有建立与日本茶道范式相区别的茶文化的自觉意识。［5］1978年，台北、高雄等地成立了地方性的茶文化组织“茶艺协会”。1980年，台湾天仁集团成立陆羽茶艺中心，并出版《茶艺月刊》。1982年台湾全省性质的茶艺社团“中华茶艺协会”在台北成立，创办中华茶艺杂志社，举办中华茶艺选拔赛，推动茶文化交流。1982年，娄子匡教授在为许明华、许明显的《中国茶艺》作的序里，使用了“茶文化”一词②。之后，茶文化的概念逐渐普及开来，1987年张宏庸在《茶的历史》一书中，多次提到茶文化，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嚆矢”［6］（P41）。1988年范增平在台湾省发起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与此同时，大陆茶文化研究也发展起来。1983年，杭州召开了“茶叶与健康、茶叶与文化研究讨论会”，开启了茶文化的全国性交流探讨的序幕。1984年5月，陈椽在其专著的《茶业通史》第10章中，论述了茶与文化的关系。同年7月，庄晚芳在《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一文中，首次提倡“中国茶文化”，并指出“茶的传播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7］（P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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